第二节 北归端恐待来生（第2节）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