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归端恐待来生(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4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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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   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首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90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义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藉,以为参证如此。”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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