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第一节 对花还忆去年人(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38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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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蒙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侨怯儒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罢,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介石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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