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由长沙到蒙自(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3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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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号逖生)及一女生,在安南乘火车于4月23日下午4时才抵达碧色寨,尔后转乘小火车到达蒙自海关旧址,时已暮色苍茫,在与朱自清等教授见面后,方知临时大学已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设在西安的临大,也已迁往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了。第二天,经与分校总务主任樊际昌商量通融,陈寅恪与浦薛凤、沈乃正等三教授没用抽签,即允准移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一大一小相通的两室,浦、沈住外面一大间,陈寅恪独住里面一小间。一个星期后,闻一多由昆明来蒙自,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号一室。教授房中设备统一配置,分别是每人板床一张(三块板两张长凳拼铺而成),书桌一,木椅一,洋油灯一,余则一无所有。因条件实在过于简陋,陈寅恪等各出四元钱,每人向歌胪士洋行购得旧藤椅一把,后来的教授虽欲出重价索购,但藤椅早已售光,只能因陋就简,应付度日了。
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之生命的珍贵财富。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很可能木箱在越南海防换滇越火车时发生了变故,而盗窃者可能就是铁路行业内部的不法分子,他们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可以想象的是,当盗贼们怀着满腹发财的欲望在暗处打开包袱,发现包藏的竟是一堆破旧书籍时,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而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1942年9月23日,陈寅恪在给好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信中,对此次遗失书籍与手稿作了如下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公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精(?)其诗,亦俱失去。
正因为这批倾尽了陈寅恪心血与汗水的书籍与稿本遭窃,使若干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迟,甚至成为泡影。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终生憾事。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即此劫发生17年之后的1955年,栖身岭南的陈寅恪突然收到越南华侨彭禹铭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贡,曾到海防搜买旧书,偶得陈氏当年遗失《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寄存家中。陈寅恪闻讯大喜,急欲见到实物,惜越南政府禁书出口,法令甚严,一时无法携出,只好等待时机。未久,越南战火突起,兵火所及,将西贡数万家变成瓦砾之场,彭禹铭家不幸亦在其内,家藏数千卷古籍尽付一炬,陈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并化为灰烬。据陈寅恪后来说,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遗物”,是一位旧时清华毕业生梁秩风辗转买得的《论衡》一部,惜这部书不过是当年为填塞箱子起见,偶尔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对此,陈寅恪在致他的学生蒋天枢信中满含遗恨地说道:“当日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补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
陈寅恪的命运如此,而战时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旅途中丢失财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吴宓日记载:“阴,微雨。上午9:00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舁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时局动荡,世道如此,面对一幕幕惨象,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除了扼腕长叹,夫复何言?
遭窃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求援。时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字贞一)、陈述(字玉书)等人已抵达昆明,并与史语所同仁丁声树、全汉升等借住拓东路663号赵元任家。5月1日,陈寅恪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中,以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
5月7日,陈寅恪向劳、陈二人追加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劳榦与陈述接到陈寅恪求援信后立即行动,于5月5日寄出第一批书。然而路途关口阻隔,寄送并不顺利。5月12日,陈寅恪在复信中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未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
三天后的5月15日,陈寅恪接到劳、陈二人于11日发出的信件,谓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焦急中的陈寅恪再发一函述说急迫之情:“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那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
陈氏信中提到的那君,指史语所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此前史语所拟派那氏赴蒙自点交寄往联大分校的书籍,陈寅恪欲让那廉君把大藏经一并携往蒙自,想不到昆明无书,希望落空。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亦称宜黄大师,江西宜黄人,著名佛学家、居士,与陈寅恪属同乡旧识,曾赴昆明讲经并为陈氏所知。
几天后,那廉君来到蒙自欲点交书籍,因涉史语所与联大的运费问题发生纠葛,未能开箱。陈寅恪亦收到劳、陈二人寄送的昆明佛经流通处所刊佛经目录。陈氏看罢,认为可买者不多,遂于5月21日回复道:“兹将目录寄上,乞查收,并希将右列六种购就寄下……屡次烦渎,心感不已,所费邮资谅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数奉还。又,高去寻君文稿亦交那君带回,并附一复书,乞转交为荷。”
6月17日,陈寅恪给劳榦、陈述二人再发一函,此为迄今可查的陈氏在蒙自期间发给二人的最后一书。内容如下:
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弟于七八月间必到昆明,如两兄不急于索还,则俟弟亲带至昆明面还。如急需,即乞示知,当由邮局寄上也。
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
许多年后,陈氏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师门往事杂录》中,摘录了陈寅恪致陈述三封信函,多涉学术方面的问题,陈氏对二人的关爱、呵护、教诲之情溢于言表。在转引6月17日致劳、陈二人信后,蒋氏曾注云:“其时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孜孜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伟矣!录上四信,藉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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