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25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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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与曾昭燏皆出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年),只是曾氏出生于农历正月初八,夏鼐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按中国传统历法的算法,曾昭烯生在年头,夏鼐在年尾。但按西历计算,夏鼐出生时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岁。
从曾、夏二人赴英国留学的时间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后。曾昭燏由上海动身时,夏鼐正在安阳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直到这年的8月7日始离上海。尽管曾、夏二人人学时间相差几个月,但同拜在叶兹教授门下就学,属于同年同师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因吴金鼎早已入学,且同为叶兹的学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吴氏为学长,或按武侠小说中的排行称为“大师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写日记的习性一样,曾昭燏留学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其兄曾昭抡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大概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恒”的一种家风的再现。曾昭抡的日记大多在战乱中遗失,而曾昭燏日记原藏于曾氏后人曾宪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没,只有少量残存。从南京博物院于2009年曾昭燏百年诞辰期间编辑印行的《年谱》所引曾氏部分日记、信函等材料可见,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随导师读书,还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生活颇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幸福时光。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导师叶兹教授之命外出作考古发掘实习,在30日这天,她给堂兄曾约农写过一信,叙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信曰:
二哥则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以不甚须。故妹未上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于英国任何课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国土日蹙,强邻内逼,诚不知二三年后国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恺姐(南按:俞大絪,字恺芳)在牛津甚忙,大约明年可回国。妹因教授之命,来此地作发掘工作三星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拟于明日返伦敦。因闻恒姐(南按:俞大缜)将于后日来英,妹往迎之。恒姐到后,即将往牛津。妹在伦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宝菡)已抵英,有信与恺姐,托于牛津觅屋。家人骨肉能于万里相聚,何乐如之?……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国内来的姑表姐俞大缜(恒姐)往牛津与二嫂俞大絪会合。至此,曾、俞两家表姐妹在英伦读书人数达四人,一班心性高洁的才女相聚于千里之外的异国校园,曾昭燏的快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这年6月19日,曾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不但关系她的留学生涯和治学路数的抉择,还牵涉到同在伦敦大学的夏鼐和吴金鼎。从这封信中,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学家的留学生活以及当时的处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两个星期,夏鼐给您写与他的信给我看,您和他讨论他求学的问题,并要他转告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写信和您商量……当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当的好处,第一是伦敦大学各学院的课程很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讲做实习,例如这一年来我和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论文可以马虎一点,而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不过根本而论,我们到外国来,应当学外国的东西,中国考古是无从学。
您信上说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习者:
1Prehist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AncienAsiajunior.
4ClassicalArchaeology.
5ByzantineandArabicArch.
6IndianArch.
7OceanicArch.
8AmericanArch.
但是在英国对于考古并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没有。关于“史前”的考古,爱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钱太少,设备不十分充足。剑桥似乎也有一点,但我们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说“中国学史前的已有数人”,劝夏鼐不必到爱丁堡去,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讨论。关于Classical的,伦敦大学和牛津都有,但多注于艺术,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们无大关系。“印度考古”伦敦大学也有少数的课程,但十分的不完全。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学”,其次便是“近东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兰等。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学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因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我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并劝我放弃一切科学的课程,如“测量”“制图”“地质”“人类学”等而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我自己想也是这个方法最好,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比较于文字和历史用功多,而于科学用功少。但我许多的朋友反对,说既然有机会,何不多学点欧洲的文字,何必学这种“死语”干什么,恺姐也是反对的一个,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南按:指陈寅恪)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闻供给,但老闻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利用)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现在我总结的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闻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闻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曾昭燏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7岁,其思想成熟或者说对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真有点当年曾国藩为官处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后几句,更见其道业之深和非同寻常的魄力。夏鼐是作为清华当时唯一一个留英名额,以中英庚款的名义公派到伦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辈的热切期望,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与李济对他自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书信往来之中。曾昭燏没有这份运气,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计,她内心颇有些不服气,并对傅斯年有责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为何不能一视同仁地也来指导我一下的怨气与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处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写给李济或梁思永等诸前辈,是断然不会如此直白剖露心迹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胆地放言,是与下面那句“您知道老闻很深”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綵结婚已近两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抡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与曾昭抡是连襟,那俞家、曾家与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亲情,且傅斯年与曾昭抡夫妇私交甚笃,又加上陈(寅恪)家、俞氏家族与曾家有着三代姻亲的旧故,此时的曾昭烯自然要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盘根错节的姻缘圈子里,并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来一番略带撒娇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绝顶聪明的曾大小姐在伦敦大学那雾气升腾的美丽夜晚,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纵情泼墨挥洒之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封信所言“一切的话都是真的”,甚或觉得太过于“真”了。这才有了让傅氏看完信立即烧掉的警示。恰恰是这最后的警示,更见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当年曾国藩于营中灯下密谋机要时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影子。——当然,信中除了真诚的道白,并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狭隘自私之处,相反还真诚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远大理想,足见其眼光之高,胸怀之广,气魄之大。或许这便是傅斯年终未将信烧掉,并把这一历史见证有意无意地留给后人参阅的原因吧。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函“少负俊才”的长子曾纪泽说:“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这一全靠“自己扎挣发愤”“从短处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难看出。如此不让须眉之气,不知是以曾国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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