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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第一节 一代才女曾昭燏(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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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庄出发的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除吴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还有一位与吴、夏二人同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女性——曾昭燏。吴、夏、曾三人。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留学英伦的三只最著名“海龟”。
就吴、夏、曾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而言,虽是殊途同归,但毕竟又有各自的门径。自踏入考古之路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夏鼐跟随的导师基本与吴金鼎相同,治学的路数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二人同为人中之杰、考古学界的一代英才;相异的是,吴金鼎在许多方面却无法与夏鼐抗衡。二人在性格和习性上就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或者更具体的浙江温州人与山东昌潍平原人的特点。吴氏木讷不善言词,天资一般却异常努力;夏鼐在言词上的表现虽不能誉为出口成章,呈江水滔滔之势,却清楚流利,尤其讲到英语,比吴金鼎更为流畅通达。就各综合素质论,夏鼐比吴金鼎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具有学术眼光和处事能力。这种落差是天生的,且是不可弥补与不可逆转的。这天生差异也是决定夏鼐在留学前后深受傅斯年赏识,而到李庄之后不久,其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他的学长吴金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和之后的夏鼐,也并非一骑绝尘,打遍天下无敌手。像天下事物有阴即有阳,阴阳相克、相生一样,继李济、梁思永等一代考古学家之后,在新生代考古学家中,堪与夏鼐叫板匹敌者,便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女同学、晚清“同治中兴名臣”、著名爱国将领曾国藩家族后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
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曾家长子,同胞兄弟依次为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五人,以祖父辈的家族序列排,分别为老大国藩、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哥五个在后来的岁月里,除仅具中等之资的曾国潢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曾国藩作为湘勇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率部与太平天国洪杨辈展开搏击拼杀。曾国华以下三兄弟均投笔从戎,加入了剪灭“长毛”的“圣战”之中。随后的结局是,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葆在围南京时身染瘟疫病亡,曾国荃则成为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头功之将。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纪梁、父亲曾广祚都是清代县学附生,皆诰授中宪大夫。曾广祚是晚清举人,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的嫡亲姑母。清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绍杰),二妹昭懿,三妹昭鳞,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鳞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在世俗社会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万宜堂为当年曾国藩所筹划取定之名,取“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万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规模宏大,具有明式风格,由曾国潢主持建造,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此时曾国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国潢一支移居于此。国潢死后,两个儿子曾纪梁、曾纪湘分家,各居一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曾昭燏成长的时代。
在家庭排列中,曾国藩比曾国潢及其他四个弟弟分别年长10岁、12岁、14岁、18岁。作为晚清历史上扭转乾坤、声名显赫的一代人杰,曾国藩最初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在家乡湖南创办湘勇,与洪秀全、杨秀清等搞出的所谓“太平天国”展开血战,历经几年苦斗,终于平息了声势浩大的洪杨之乱。治军有方的曾国藩以卓越战功和道德人格平步青云,先后受封大清帝国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等高官显爵,一时名动朝野,为天下所重。曾昭燏另一位叔伯曾祖曾国荃,以著名的湘勇“吉字营”起家,在血与火交织的大拼杀中,率部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城,给予即将断气的洪杨残余势力最后一击,由此奠定了满清历史上著名的“同治中兴”基石。当洪杨为首的武装割据力量被歼灭后,战勋卓著的曾国荃登上了湖北、陕西、山西等省巡抚、两江总督等高位。一时间,整个湖南湘乡曾家祖坟上空,青烟呼呼乱窜,冲天盖地,直逼斗牛,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福禄周全,门祚鼎盛”的辉煌局面。家中的人丁也如三月的桃树,枝繁叶茂,一串串吐絮放花,繁衍开来。
当然,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伴着长期的辛劳,无尽的血汗甚至付出生命换来的,得之并不容易。常言道,长兄如父,曾国藩未发达之时,就肩负起教导几位弟弟的使命,并为此踏踏实实地下了一番苦工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六年条:“公与弟国潢国华相砥砺于学,有如师友。”从其他材料还可看出,曾国藩为师的时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发言的威严和责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职于京师翰林院兼国史馆协修的曾国藩写信给家乡的曾国潢等兄弟,谓:“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类似这样透着殷殷亲情的家书,在曾国藩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可谓多矣。它不仅展示了曾家这位长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在诸兄弟中,国藩与国荃二人面相极为相似,命运也颇相同,均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巧合还属首例。
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当他在京师任职时,接得家书,知国潢、国华两位弟弟未得入学,顿觉怅然。他回信说:“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讲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曾氏所说的“卫身”,乃修身向学,自食其力之意。又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不精耳。”
曾国藩的嫡系后人及诸弟的后人,无不被这位声震天下的大清帝国同治“第一中兴名臣”光辉笼罩。而曾氏家风中蕴涵的一种脚踏实地、明智的奋发精神,则是由曾国藩一手促成,此点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尤显其重要和难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国藩致信欧阳夫人,又重复了他屡屡言及的“勤俭自持,习劳苦”“修身齐家”等道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在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中为官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如数学、化学、教育、考古学、艺术等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转变,不是从做官的形式中,而是从精神上使曾家达到了曾国藩所谓“福泽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独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曾纪鸿一支)就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18年,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艺芳女校,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名动一时,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
曾国潢的曾孙辈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几位女性更是非同寻常,堪称一代女杰。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忆湘乡生活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熵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
曾家的姐妹之所以自小能受到优秀和新式的教育,与她们的母亲,特别是他们的祖母郭筠老太太有重大关系。郭筠(字诵芳)乃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人,其父郭沛霖,后世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写文章,以为郭筠是郭嵩焘的女儿,其实不对。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年,二人一起考取进士,又一起进翰林院,感情甚好。当曾纪鸿1岁的时候,曾家和郭家就把他们的婚事定下了。郭沛霖去世的时候,郭筠刚刚12岁,成了郭家的女主人。因要做很多家务事,没什么时间看书,后来郭氏和曾纪鸿完婚,才有饱读诗书的机会。郭筠晚年曾对同乡后辈们讲过:“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下才读的。”曾国藩有两个儿子,长子曾纪泽长期出使外国,从光绪三年离开荷叶镇富厚堂再没回来过。曾纪鸿早年患有咳血病,伏根已久,时作时辍,已而遂成痼疾。光绪七年(1881)病情加剧,不治而亡,终年34岁,与其同年的妇人郭筠遂成为寡妇,清朝诰封恭人、晋封一品夫人。
因了早年的家教和磨炼,郭筠持家教子不让须眉,且老当益壮,曾氏家族的重大内外事务,皆由郭氏决断。相当长的时间,郭筠其实是富厚堂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主人,曾家子孙几十口人都听她的号令。郭氏写了个《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自立自强,还一度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并有《艺芳馆诗存》传世。这部诗集后由湖南湘潭大儒王闽运作序,在世家名门中影响很大。郭氏晚年立有“家训”六条,策勉男女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同时不要求女儿、孙女们缠足,不赞成八股文章,亦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要他们学外国文字,接受新式教育。而“每房长孙,不管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她把女儿曾广珊的长子俞大维也带在身边教,并请了个日本人给孙辈们教日语,江南制造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教英语。除了私塾读完就嫁人的女儿,别的儿孙她都送到国外去留学”。因“曾家人才辈出实得益于老太太的早期抚育之故,以致女孙曾宝荪开设女校要以‘艺芳’之名作为纪念”。此时曾家仍然呈现着一派繁荣昌盛,从表面上还能看出曾国藩治家精神的痕迹和惯性作用,但又明显发生了新的、与时俱进的历史性大转变。
曾昭燏是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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