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倒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义而喻，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作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介绍信，踏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从夏鼐踏上大不列颠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伟大的考古学家。
到达伦敦大学的夏鼐，在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有史之后考古学问题上，于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两座著名学府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决定在伦敦大学跟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普通课程，并且师从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后来主攻伦敦大学最为出名的埃及考古学。由于考古学过于繁杂与深奥，特别是需要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尽管绝顶聪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础上申请清华校方同意给予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在得到梅贻琦校长批准后，夏鼐如愿以偿，继续留在海外攻读。
1937年12月，夏鼐受学校指派，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直至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及达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工作站。1938年初，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和撒哈拉遗址发掘。随后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另转赴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提提王后（亚美西斯二世之后）等陵墓和卡纳克的库苏、阿蒙、亚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三世等神庙，以及尼罗河西岸的几十座陵墓，并对这些遗址皆作了学术性考察。3月2日，夏鼐随团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个月后离开发掘工地，转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并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4月19日抵达罗马，参观考察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直到4月23日返回伦敦。
此次旅行、发掘和考察，共用去了4个多月的时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获远超过四年室内读书生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得胸怀开阔，眼界高远，学问竟成的中国古训，在年轻的夏鼐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在这一期间，夏鼐曾瞅准机会通信和当面向吴金鼎的导师、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请教。夏鼐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像进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样，一步步接近埃及远古历史之门，直至进入辉煌殿堂，窥探到了深藏于学术烟海中的玄心妙诀。
1937年初，李济借赴英国讲学的机会，多次与夏鼐晤谈，关心其论文的写作，并约夏氏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一再促其归国，为振兴中国考古学效力。1939年10月21日，根据导师格兰维尔教授的安排，夏鼐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并进一步收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资料，于30日抵亚历山大和开罗。由于战争的关系。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国以后于1943年最后完成寄往英国的。战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7月作为特殊情况免予答辩，通过授予夏鼐博士学位，夏鼐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国内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同吴金鼎一样，在回国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济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来的聘请函。作为一只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对中国未来考古学事业肩负重大传承与发展使命的“海龟”，毫不迟疑地于1940年12月6日由开罗起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戍，向阔别五年半的祖国驶来。
1941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与自己的师友相会于祖国西南这个兵荒马乱的边陲城市。而风尘未洗，又要离开，到一个自己从没有听说过的小镇生活。遥想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宏大场面与虎气生生的风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向往自豪，而如今，面对一张张因战争灾难而变得忧郁、压抑、慌张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对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热的内心蓦地增添了一股悲壮与凄凉。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顾得回家乡看一眼离别5年的双亲与妻子儿女，按照傅斯年与李济的电示，由昆明乘汽车赶赴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汇报留学事宜。3月19日乘船抵达李庄，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出任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相继与郭宝钧、马长寿、王天木（振铎）等中博筹备处人员，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寻等师友会面。7月7日，夏鼐受李济委派，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参加以吴金鼎为团长的考察团，开始了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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