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铭），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主要选修功课有：张尔田的“史学”、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1931年暑期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后再选修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铉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1934年5月完成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受到导师蒋廷黻教授赞誉，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录取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10月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获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国留学奖学金。据夏鼐研究者孟甫说：当时能获得留学美国资格的名额只有历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学杨绍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对夏说，如果你我都报考历史，我定会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历史，那么我们都有希望。这样我们清华就会有两名公费留学生了。夏鼐一听认为他说得也对，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录取。就当时夏鼐的学习情形言，他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对考古学所知甚少，为此他曾后悔，一度想放弃名额，准备重新报考清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后经朋友劝说，才决定先出国看看再说。
当时要赴国外学习考古学，按规定学生在出国前必须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历，于是，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夏鼐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而他阅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于山西西阴村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见李济，并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时间长达两月有余。在傅斯年和李济安排下，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其间，与石璋如、刘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员相识。又遇及傅斯年陪同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许多年后的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在谈到商代文明和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时，夏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
夏鼐所言，自是安阳发掘后期的情形，而先前的发掘，其艰难险阻要比这时严重得多。最早驻守安阳的兵士由同情史语所考古人员处境的冯玉祥将军所派，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兵士的进驻，在盗贼蜂起的年代，客观上使殷墟发掘人员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这是身处战乱不休的年代，颇为庆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习期间，接受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的指导训练，因而继吴金鼎之后，夏鼐算是从李济直接受业的弟子。鼐，大鼎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济不会想到在中国田野考古这道亮丽的星河中，竟有两只大鼎齐聚自己门下，并在日后的岁月领一时风骚，发出灿烂光芒。当年李济与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皆受业于狄克逊教授并获益匪浅，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张夏鼐赴美后仍投奔到狄克逊门下攻读。不巧的是狄克逊刚好于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国伦敦大学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培养基地。夏鼐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于是，一个原本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由于命运的安排，从留美改为留英，并由心仪的历史学转向陌生的考古学。
夏鼐即将赴英就读，对同样陌生的大英帝国、特别是即将就读的伦敦大学充满了好奇与遐想，而这时恰好在殷墟发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从这所学校临时返回的留学生吴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亲近起来。对于这段经历，夏鼐在回忆中作如是说：“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国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了安阳殷墟发掘实习活动，于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10月，正式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就读。
尽管吴金鼎比夏鼐大9岁，由于同为李济的门生，并有了安阳殷墟相识、相知的经历，外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在生活、学习上的相互帮助与切磋自是必然。对此，夏鼐在回忆中曾绘声绘色地说道：“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此段叙述，如同一幕幕电影画面，令人如同置身于雾都缥缈奇幻的生活中，亲眼所见两个风华正茂的东方青年学子，在雾气弥漫飞卷的伦敦古城，于一幢幢陈旧壮丽的楼群交织而成的街道旁侧，身心充满激情地探讨着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雾中渐行渐远，若隐若现，如同他们东方祖国的命运，于政治幕雾与战争硝烟的裹挟中升漂沉浮，前途莫测。
1937年，吴金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次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Kegan
Paul,London,1938）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得以顺利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开先河之作。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吴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确地说明：“中国考古学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而这些问题随着彩陶的发现又再复苏引起争论。”吴氏通过对各地区陶器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拟建立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以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后世考古学史家陈星灿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又说：“吴金鼎氏虽然没有论及彩陶的来源，但是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设。”
时身在英国曾亲眼目睹吴金鼎撰写这一长篇论文过程的夏鼐，后来不无感慨地论述道：“为了做这一研究，吴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并且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院，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因为近数年来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发现，加之安特生氏近来将他二十年前在中国发掘的收获，陆续写成报告发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许多可以补充或修正吴先生的书中的说法。但是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斯言是也。
1937冬，吴金鼎携夫人王介忱挟洋博士之光环、“海龟”之盛誉、成名著作《中国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只是适逢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人头乱滚、血流涌动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往长沙圣经学院，吴金鼎夫妇闻讯赶赴长沙，于战乱中寻找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导师。想不到刚刚抵达长沙值敌机轰炸，差点死于敌人炸弹之下。惊魂甫定，便跟随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因为那里常有铜器时代墓葬出土。“十二月南京沦陷，研究所紧缩，又拟他迁。”
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自此，吴氏夫妇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二十几万片典型陶器标本进行全面审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济具体组织下，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小姐为团员，另携几名技工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至1941年1月，在吴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带领技工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率领王介忱、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赴大理郊外，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所获遗址进行发掘。据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组织部门提交的一份自传说：“吴氏夫妇皆基督徒，性格也较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过程中关系相当融洽。”从后来的事实看，曾昭燏所言不虚，但吴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剧，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此时吴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众中了解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异，男人基本不下田劳动，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此次发掘也只能采取入乡随俗之法，所雇用的技工几乎是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说吴金鼎主持下的“苍洱古迹考察团”开了中国“女性考古”的先河，创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云云。发掘队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对发掘遗物进行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这本报告的特殊性在于，插图全部用木版刻印，为考古发掘报告所罕见，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业内专家热情关注。作为师辈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赞不绝口，并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之赞誉，并说吴金鼎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云云。
历史行进到此处，吴金鼎成长历程的脉络以及他与李济的关系也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这里不妨旧话重提，试想，如果像苏云峰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评价，仅凭李济在自己《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就武断地认为“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着实有欠公允，并有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之嫌。至于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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