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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困境中突围(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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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庚款的负责人,而与傅氏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基会的负责人。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基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府及基金会间的桥梁。”又说:“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而其来往书信中,与此性质有关者乃极多,尤其抗战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贫病交迫,为知识分子请求各种补助成为他的要务,傅氏成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王沉森说这段话的时候,曾翻拣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列举了几个事例,其一就是正在云南大理家乡进行民间文化调查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李家瑞,曾致信傅斯年“因生活迫人,为儿女太多所累,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请假一年,暂营商业”,以免饿死。另一个就是为梁思永与林徽因请求补助一事,“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因)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表示他们感谢得不知说什么好”。
林徽因这封信在封存、湮没了几十年后,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沉森重新发现并公之于众,由此为傅斯年与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诚而感人的一笔。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此信略有残缺,落款日期已难觅,因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   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与清华建筑系女同事林洙结婚。)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美国驻华好友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这个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这个谜团湮没了六十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如果没有相抵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梁氏兄弟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个环节得以破译,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蒋介石赠款的五个月里,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别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恶化的趋势,必须随时用药物控制。而除了史语所有个医务室和一位被同仁称为“白开水”的专职医务人员(南按:据石璋如说,每当同事到医务室看病,这位老哥就说多喝白开水,于是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白开水”的绰号),要从外部购点药困难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断臂的方式打起了内部主意,而这个主意产生的后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所说:“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由此可见,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从而出现了史语所同仁不满和各种舆论滋生,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进退不得,颇为恼火。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解体,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即是在别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对梁家兄弟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有点力不从心。幸运的是,因有了蒋介石赠送的这笔款子,来回奔波的傅斯年,总算可以抬头挺胸抹几把额头上的汗水,长嘘一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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