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梁思永患病之因(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8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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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血压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惊悚不安。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人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进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作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时代。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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