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梅贻琦在李庄流亡(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6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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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作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被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态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枝作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地下党学生分子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尔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地下党分子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钜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围攻潘光旦的学生们四散而去,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名单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余名学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探询。当天上午,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学生,以维护学校和学术上的独立。学生们听罢,深为感动,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日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真实的写照。而如今,在李庄街头这个异乡餐馆里就坐的,有几位就是当年参与闹事的清华学子,当他们从梅贻琦那一直“保持着静穆的态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谈中,再次感到了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与坦荡胸怀,从而对母校清华和包括自己在内饱受战乱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与祝福声中,酒酣耳热的梅贻琦又向他的弟子们重复了不久前对清华同仁说过的几句话:“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一番话令在座的清华学子热血沸腾,激情荡漾,纷纷表示要在这个偏僻小镇的山坳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管是平日与牛为伴还是夜晚与狼共舞(南按:此时社会学所的青年学者仍与牛圈为邻,晚上时常听到狼嗥,并有狼窜进院内觅食和吃人之事传出),总要尽心研究学问,唯如此,方可向清华师友敢告无罪,云云。
宴会在情感交织与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此次梅贻琦连饮20余杯未显醉意,仍精神矍烁,豪气飞扬。离席后,与郑、罗二人在陶孟和引领下,步伐轻盈,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一如平常地来到李庄镇内禹王宫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同大校长周均时,尔后至镇内羊街六号、八号,分别拜访了李济、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时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几人刚登上五百级台阶,如浆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轻的董同龢夫妇就从一个小山包上奔过来,声言已在家中设了便宴,专等几位业师到来品尝。限于战时李庄的条件,董、王这对小夫妻只能以精心制做的打卤面来招待恩师。因中午已喝过白酒,晚上食吃卤面倒觉得特别舒服,为此,梅贻琦等三人很是满意。
董同龢乃清华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门,其父是中国最早留日归国学生之一,王本人则毕业于西南联大,梅、郑、罗三人皆属是她的师辈人物。董同龢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清华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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