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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梅贻琦在李庄流亡(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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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的几个学术、科研机构人员,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辈分排列,梅贻琦几乎是所有人的前辈,尤其清华出身的学子更是如此。声名赫赫的李济、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贻琦的学生。1889年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字月涵),于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当时的校长为张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师辈人物。1909年,梅贻琦考取了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据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李济回忆说:“我是他(梅贻琦)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形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风度与雅量,早在1909年参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考试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梅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参加的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后来李济赴美留学,所在的美国东部麻省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与梅贻琦早年所读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在同一城中,这所大学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就读。
有一次李济来到这所大学游玩,便有中国留学生对他说:“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这一情景,给李“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
当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不久,梅贻琦接替张彭春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兼管研究院事务,开始有机会一展其治学思想与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贻琦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冬,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李书华举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志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与深厚情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梅贻琦率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梅以常务委员的名义执掌事实上的联大事务。1940年,美国吴士脱大学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而在艰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次梅贻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众位学者的普遍敬仰与尊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贻琦等三人来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处如戏楼院、田边上、新院等地参观,顺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们的宿舍视察,并叮嘱准备论文答辩事宜。据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座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
关于饮酒,梅贻琦在学界向以爱喝、能喝但不闹酒闻名,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李济曾专门著文说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到台湾后一位叫孙观汉的助手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赢得这一连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点,在梅贻琦去世后,其子梅祖彦曾有过论述:“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为儿子的梅祖彦,看来也是颇知父亲生活况味的。从梅贻琦日记看,在许多场合,梅氏都有喝酒过多且在事后自责的记载。就在此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来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贻琦日记载:“(晚)六点余至国货银行清华校友十六七人之饭约,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原拟饭后与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
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宾家中,梅贻琦虽没有畅怀豪饮的“壮举”,也未当场失态,但从记载看,也多少有些悔意。当离开李庄与郑天挺、罗常培三人结伴赴成都与重庆考察时期,对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样是来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记录,在不到20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有三次。请看梅氏自己的记载: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弟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8月4日,3:00王铮如(中行专员)来,陪余往朝阳城垣访刘季陶,季陶适病疟稍痊,勉强起床。
晤其所中刘鸿万及康某。德章忽滑倒,伤颧骨,颇重。
晚饭为刘太太留住,并由余送信邀郑、罗及杨夫妇同来。饭时饮大曲,刘太太兴致颇好,但饭后即呕吐上床,罗亦至院中呕二次。余初代刘、太太打牌一圈,后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
10:30归寓时误着王衣,余未觉,而王亦因醉先归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记载,第一次是梅、郑、罗三人抵达成都之后,邀请者皆梅氏的故旧与学生,西南联大的朱自清(佩弦)时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讲学,因而陪坐在侧。梅氏一次痛饮二十杯,可见确是酒场中难得的痛快豪爽之人。当年的英雄好汉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过冈”招旗的酒店里,也不过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冈上就不行了,且喝的还是劲道较小的当地自产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惊吓和凉风一吹,打个激灵醒了过来,可能连人加哨棒都进入老虎肚中。而梅氏连干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后还与来客谈论事务,可见确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类似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完全可以搏上几个回合,只是身子骨没有武松硬朗,后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庆途中的内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抗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远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一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师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巨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于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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