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讲的这个故事应是1931年间的事。就在这一年，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曾昭抡到北大任职后，所放的“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据费孝通回忆说：“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在这个基础上，曾昭抡把在国外多年学到的绝招全部施展了出来，并天才地加以发挥，对各项事务作了彻底革新，使北大化学系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的一个系，受到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和称誉。
按照曾氏的学生、1948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为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苏勉曾的说法，曾昭抡“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京大学的功绩相比拟。”这话或许有点言重了，但当年曾氏在北大化学系建设中的功绩确是名动一时的。
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滇旅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还同闻一多等教授向当地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以及长期抗战中如何解决所需要的钢铁、棉花、酸碱、橡胶等物资的供应等问题，同时论证抗战必胜以及胜利后将需要大量人才，寄希望于当地青年与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等议题。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歌谣采访组学生刘兆吉将途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穆旦，以澎湃的激情和飞动的灵性，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
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
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了一个城脚，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哟！如果有Guitar，悄悄弹出我们的感情！）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青的一群。
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一条抖动的银链振鸣着大地的欢欣。
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流，笑……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已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欧！，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欧！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东郊贤园。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另有部分从海道来昆的学生伫立欢迎。之后，大队人马向城内开进，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同仁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横幅，以示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向师生献花。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站在队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梅贻琦。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黄师岳与随团的官兵也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为鼓励师生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之初，以蒋梦麟为主任的总办事处设在崇仁街46号。未久，在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又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几处房屋略加修理，置办一些桌椅就可以开课。木床赶制不及，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做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拢以代卧榻，箱中还可以放书，可谓一石二鸟，一箱两用。秩序甫定，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只是安详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沉重的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大批机关和社会人员涌进，导致昆明物价飞腾窜升，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梁思成这位清华老学生时，曾谈及不久的将来，邀请梁氏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梁林夫妇为能接受这一任务深感荣幸。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贰拾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设计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几经反复，拖延数月。随着内地战事不断扩大和无限期地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要建高楼大厦就无疑成为痴人说梦了。
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望着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尝，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的坚毅的目光，想起时局的艰难，泪珠从眼角悄然滑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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