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第一节 四巨头聚会(第1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91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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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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