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第2节)

作者:夜夜笙歌 阅读:145 书名:《南渡北归 第一部南渡》    [完本]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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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已的。面对知已,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
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作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让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友、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人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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