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过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研究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的小京官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们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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